大国兴衰与世界政治变迁，不能老谈那些形而上的东西，民主、宪政、法治等等，不能说不重要，但是，世界首先还是一个物质世界，而要谈物质层面的东西，就不能避开人口。事实上，人口的变迁正在重塑世界。
青年人口比例减小，欧洲将越来越内向，传统的扩张主义战略思维将可能失去基础
从世界近几百年来的情况看，在社会发展不存在物质文明差异的情况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之间的差异———哪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多，哪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就强，哪个国家也就更有竞争力，就更有可能后来居上，改变竞争优劣地位。没有一定的数量为前提，一个国家不可能成为所谓大国。加拿大土地面积世界第二,但却没有什么人认为它也是一个大国，原因很简单，这么大的国家，不过3千万人口，不足以支撑大国框架。
然而，进入21世纪，世界出现了普遍性人口增长放缓。世界大部分国家由20年前的担心人口增长过快，转而担心人口增长停滞。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美国、印度等极少数国家的总和出生率，还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而其他皆已不在。
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将使发达国家传统的扩张主义战略思维失去基础。人口增长停滞后老龄人口比例加大，青年人口比例减小，社会总体活力减弱，发达国家在社会心态上将会普遍趋向防御和保守，而不是如以往那样扩张成性。在人口问题的影响下，欧洲将越来越内向，将越来越是欧洲的欧洲，而非世界的欧洲。由从前的“欧洲向世界移民”转为现在的“世界向欧洲移民”，是欧洲活力下降的明显标志。欧洲传统白种人口在数量上的减少，欧洲人口种族构成的日益多样化，欧洲社会的老龄化，都将使欧洲不再有传统的扩张主义精神。相比之下，美国仍延续传统的扩张主义精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口在21世纪上半叶仍将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
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社会心态的变化，使国家更加重视防御，这也可能激发国家间的安全困境，给国际政治带来不可预测的因素。19世纪中下叶以后，法国首先在欧洲出现人口增长停滞，其对手德国却在人口总量及增长水平上都超过法国，因此，法国在战略上相对德国逐渐走向保守。与德国相竞争时，出于这种保守思维的政治恐惧，法国拼命拉拢德国周围国家共同防范德国，这反过来又激发了德国因被四面包围而生的被威胁感，它的一个结果就是德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战争。最近两年来，发达国家在移民问题上频频设置限制，在对外贸易上也高筑起壁垒，在技术转让上也制定起高标准，其战略保守倾向日渐暴露。发达国家人口老化的经济政治影响，已经在一些领域出现。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历史上，欧洲国家的对外移民加强了欧洲的优势，而现在，世界移民路线图正在逆转
人口对国家战略能力的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还有人口的文化族群构成。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实他关注的主要还是美国内部的人口问题，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国增长速度比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人口要快，就非常可能在将来威胁到美国的主体人口结构，进而威胁美国文明特性，使美国未来发生分裂。近些年来欧洲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增多，也是出于同样心理。
移民进程不断加速，亚洲和穆斯林世界对外移民大量增多。这些地区大量向外移民，引发与移民目的地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但也加强了前被殖民地国家的世界政治影响，加大了它们在世界政治权力中所占的比例。近世以来的世界政治权力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的对外移民进程相同步，对外移民加强了欧洲的优势。而现在，世界移民路线图正在逆转，变为世界其他地方向欧洲和西方移民，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同样耐人寻味。
世界将迎来名副其实的亚太世纪
人口的物质文明构成也同样重要。近世以来，欧洲和美国对非欧洲世界产生优势，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也取决于欧洲人口的科技和商业素质比较高。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中，哪一个国家在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中速度更快，谁就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源，也就相应就会积累更强的国家战略能力。然而，西方国家的这一优势正在失去。第三世界国家因对教育的重视，其人口素质正在迎头赶上，这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力大大增加了。
由于世界人口集中在亚洲，世界人口的变迁所带来的世界政治权力分散化，其受益者将主要是亚洲。尤其是东亚，这里存在文明核心国家，又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东亚在近世被欧洲殖民，原因在于物质文明上相对欧洲的落差，但这一落差现在已不复存在。同处东亚的中国与印度两国，不仅人口数量分别占据世界前两位，其经济发展程度也为世界瞩目。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的软件服务业，两者合在一起，在两方面都体现出了东亚产业的世界性优势。同时，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将继续保持人口增长势头，这也将使其继续保持强大活力。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与东亚合在一块，将成为世界人口、经济———因而也将越来越是世界政治的重心所在。
